在临洮县城，有一条静谧悠长的小巷，名为“经文巷”。它并不宽阔，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印记。据临洮地方志记载和学者研究表明，经文巷的得名与元代一位重要人物——八思巴密切相关。

八思巴，原名罗追坚赞，于公元1235年出生于后藏贵族昆氏家族，是"萨迦五祖"中的第五位。史载："八思巴三岁时，即能念诵咒语，八岁就能背诵《本生经》，九岁可为人讲经"。《西藏王臣记》中云："（八思巴）幼而颖悟，长博闻思，学富五明，淹贯三藏。"由于他十分聪慧，又出身于名门望族，故人们称其为八思巴，意为"圣者"。[1]

八思巴与忽必烈会晤唐卡图

公元1253年，八思巴与忽必烈夫妇在临洮会面，忽必烈夫妇请求八思巴为他们传授萨迦派喜金刚灌顶，此次是忽必烈第一次接受灌顶，忽必烈与八思巴结成亲密的关系。[1]

八思巴灌顶唐卡图

临洮宝塔寺《八思巴灌顶图》碑刻

公元1253年，忽必烈为迎请帝师八思巴，在临洮敕建“大寺”。在藏语中“临洮”意为"香根"（又译为香衮、香更等），因此这座寺院也被称为"香衮大寺"。香衮大寺的历史比现甘南拉卜楞寺早400多年，比现青海塔尔寺早100多年。

香衮大寺遗址碑

临洮大寺的设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能够不断加强西藏与元大都之间的联系。元朝在原有京藏古道的基础上，从大都到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之间设立了大小72个驿站，驿站之间互连，其中设在临洮的古驿站当时称为“江尅泽驿”，是连接凉州段至文都段的主要驿站之一。“（在古代）有的驿站本身就是寺庙，像大圣寿万安寺、江尅泽驿所在地临洮大寺……等，既是寺院，又是驿站，既发挥佛教功能，又发挥着驿站作用。”[2]帝师八思巴受忽必烈之托来临，对维护京藏古道的畅通，加强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管辖起到重要作用。

京藏古道驿站示意图

据临洮县八思巴文化研究会会长释宽祥等人考证：之所以称为“大寺”，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指寺院建筑规模宏大，曾占地千亩，“帝师八思巴在临洮大寺创立了译经院、抄经院等十明学科的各大学院，总占地面积有一千余亩。”形成了庞大的皇家译经中心。二是指功能多样化，既有政治方面的，如：“忽必烈夫妇在临洮帝师八思巴行宫第一次接受密宗喜金刚灌顶……并命八思巴领卫藏十三万户”。也有文化方面的，如：“为培养各类人才，八思巴在临期间，“依靠元政府的支持，实行抑苯倡佛政策。” 这一系列举措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稳定。[3]

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公元1271年，八思巴再次来到临洮，居住生活长达四年之久。《甘肃省志·宗教志》记载，"萨迦派首领八思巴担任元朝帝师后，萨迦派地位更加显赫。八思巴常驻锡香根（今临洮县城），其主要任务是管理甘、青海、康等地的吐蕃人。"[4]八思巴在临洮期间，处理吐蕃与河州、河西一带汉、藏、蒙各民族间的行政事务；完成临洮大寺各大学院修缮、扩建及从临洮到阿尼玛卿山的108座寺院的建设。[5]

八思巴还积极组织学者、译师等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翻译、书写、刊印经典的活动；《汉藏史籍》载：“阴铁羊年（1271年）八思巴为造写三藏《甘珠尔》一百一十五函用去纯金四千二百七十一两三钱”[6]。《元帝师八思巴年谱》也提到：“是年（1271年）萨迦造金汁书写大藏经《甘珠尔》115函，用纯金4271两3钱。”[7]《萨迦世系史》中也提到“八思巴……还在朵甘思书写金汁佛经一百一十五部。”[8]此处所指的朵甘思即是临洮。陈庆英先生的《八思巴年谱》显示，从1271年到1274年，八思巴在临洮总共写了十六部佛教文化理论著作。

八思巴在临洮完成的著述

除此之外，八思巴在临洮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利用洮河流域的优质木材，制造藏纸。在译经院和抄经院的辛勤劳作中将汉文佛教经典翻译为藏文和畏吾尔文，并用牦牛源源不断地驮到远在青藏高原的萨迦寺。”[5]《西藏通史》记载：“现今留存下来的有一部从唐玄奘翻译成汉文的《星耀经》，再翻译成藏文的《星耀经》的木刻本，而且还翻译了畏兀儿文本，从题记看，这部经的藏文本和畏兀尔本都印刷了1千册之多，可见当时在临洮译场和印经场已有相当规模。”[9]

《天工开物》里的“水碓图”  “仍须水碓捣之” 古时造纸水碓把已经沤软的麻皮或拌了石灰的纸料反复舂捣成纤维束（俗称“打浆”）

凭借洮河丰富的水资源，自唐代起临洮就有造纸的历史。到了元代，临洮生产的藏纸“厚而柔软、色呈米黄”，品质上乘。武威凉州博物馆在对馆藏藏文古籍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其馆藏的一批古籍文献藏文《大藏经》所用的纸张，“均为历史上规模较大、久负盛名的甘肃临洮造纸厂的上等优质藏纸。”[10]时至今日，临洮县城还沿用“纸坊”“纸坊坡”这些老地名。

临洮藏纸《大藏经》

临洮纸坊今貌

如今  临洮纸坊坡上商铺林立

就是在临洮大寺西侧的这条经文巷中，八思巴及其弟子长期从事佛经的翻译与印刷活动。1285年，在八思巴离开临洮第11年后，他的汉族弟子胡将祖在这里将《新唐书·吐蕃传》翻译并刊印成藏文，最早将汉文史籍翻译成藏文传播，这一文化壮举不仅推动了汉藏文化交流，也进一步让临洮成为当时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之一。

八思巴的弟子汉人译师在临洮对古文学典籍和经文进行核定翻译、刻印刊行，广为流布

《狄道州志》 城池图所绘“大寺”“宝塔寺”的位置

现宝塔寺山门

如今和经文巷隔街相望的宝塔寺就是在临洮大寺遗址上修建而成的。宝塔寺始建于明初，由萨迦派弟子端竹领占创建，寺院起初规模较小，后经几任国师的经营，寺院规模近似元朝的大寺。[12]夏鼐先生曾著《《陇右金石录＞补证》一文中记："恩褒大敬法王碑阴有题名，又有寺界四至，谓东至城墙，南至古城，西至仓墙，北至城墙。可以考见其寺院规模之大。"清代临洮士人姚清所撰《重修宝塔寺碑记》中追忆：“殿阁崔巍，拟以西天鹿苑，廊庑森列，宛如离日鸡园”，称之为“一大胜境”。

《宝塔寺报恩流传碑》原碑拓片

清代临洮人姚清所撰《重修宝塔寺碑记》

清朝初年宝塔寺曾毁于战火，清康熙中期再次重修。大寺旧址上除宝塔寺之外，还建有圆通寺、隆禧寺、广福寺、亢家寺等。临洮周边以大寺为中心，相继修建了东、南、西、北四大蜂窝寺，蜂窝寺名得于“蜂分窝之状”。

清同治年间，因战乱，宝塔寺再度受到战火波及，后又经重建，重建后的寺院虽说是继承了原先大寺的香火，却只保存了大寺的一部分地方。因其所处位置在熙春台，故而改名“台子寺”。《临洮县志》载“解放前……城内宝塔寺有元朝八思巴国师像。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日设蘸诵经载护神，会期三天。为佛教最大盛会……”。宝塔寺于1985年由时任甘肃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县佛教协会会长本静法师主持号召重修。

《狄道州续志》州城图“台子寺”示意图

台子寺山门外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1945年4月摄于临洮）

宝塔寺

后来，与经文巷垂直相交的巷子人们命名为“纬武巷”。“纬武经文”一词，出自《晋书·齐王攸传赞》，寓意文武兼备、治国安邦之道,也反映出临洮人“崇文尚武”的精神追求。

纬武巷今貌

经文巷，这条在临洮城中极为普通的小巷，如今早已不见昔日香火鼎盛、经声朗朗的盛况，但它的名字却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临洮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

经文巷今貌

漫步巷中，偶尔可见秋日午后的暖阳下，老人们静静享受着时光。一座老院、一段土墙、一座垂花门楣、还有那座静默的宝塔寺——宝塔檐下的风铎偶尔轻响......似乎在提醒着来往的人们，这里曾是多民族文化交汇的枢纽，这座古城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上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

参考文献：

[1]宝塔寺民族团结展览馆展板文字内容

[2]郑堆主编，噶尔哇．阿旺桑波著《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第9页

[3]释宽祥、边龙《试论八思巴在临洮期间系列活动的现实意义》，临洮县政协文史资料，临洮政协.2022-9-23

[4]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甘肃省志》（宗教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5]徐黎丽.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借鉴研究——以忽必烈与八思巴在甘肃多地驻会为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4）：86-95.

[6]［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籍》，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3页

[7] 陈庆英《元帝师八思巴年谱》（世界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期，第117-118页

[8]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9] 陈庆英 张云 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2015年，2015年，第105页

[10]李万梅《武威市凉州博物馆馆藏藏文古籍文献及其价值考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6期

[11]释宽祥.“临洮驻会”：一段尘封700多年的民族“三交”史.临洮县八思巴文化研究会，2024-11-26

[12]杜常顺.明代临洮宝塔寺及其法王史实考述-﹣明代《宝塔寺报恩传流碑》笺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3期，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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